谈艺录｜张謇：积极投身于金融现代化实践的状

文 俞栋

尽管宋代大文豪苏洵曾发过“莫道登科易，老夫如登天”的感慨，但今天人们谈起科举时代的状元却大多是“负面”的，如称其文章是味同嚼蜡的“八股文”，评其书法是了无生机的“馆阁体”，论其个人建树也基本“泯然众矣”……。而在笔者看来，且不论文章与个人建树，仅就状元的字而言，无论从水平还是功力上看不少均属上乘之作，当今那些所谓的书法名家或职业书家亦只能望其项背。因为在科举时代，倘若应试者书艺不精，字迹潦草，书写马虎，其试卷纵然文采斐然也是很难打动考官，最终经过层层选拔脱颖而出的。这就不得不提到词章、书法与事业俱佳而被誉为“百科全书式人物”的末代状元张謇。

张謇（1853年-1926年），祖籍江苏常熟，字季直、处默，又字树人，初名育才，晚号啬庵，集状元、政治家、实业家、金融家、教育家、慈善家和书法家、诗人等多重身份于一身，著有《张季子九录》《张謇日记》《啬翁自订年谱》等。

张謇生于江苏海门，出身贫寒，其父虽读书不多，但甚有见识，极力培养儿子，故张謇4岁已能背《千字文》，11岁读遍《孝经》《大学》《中庸》《论语》《孟子》等，16岁中秀才，21岁时投奔原通州知州孙云锦，22岁中举人，30岁入淮军名将吴长庆幕府并颇得吴器重，随吴赴朝鲜，后随吴奉调回国，驻防金州，吴病卒后回乡读书。41岁时于甲辰恩科会试中状元，授翰林院修撰。后受张之洞委派在通州创办大生纱厂，次年起陆续开办通海垦牧公司、上海大达外江轮步公司、天生港轮步公司、资生铁冶厂等企业，并任江苏咨议局局长、中央教育会会长等职。清帝退位后，先后任南京政府实业总长、北洋政府农商总长兼全国水利总长。袁世凯推行帝制后他辞职南归，于故里南通兴办实业及教育。毛泽东同志曾说：“讲轻工业，不能忘记张謇。”

大生纱厂

大达内河轮船公司

通辽火柴公司

不得不提的是，张謇在同时代的企业家中独具慧眼，始终将金融视为发展实业之基，有并在企业融资、银行组建、金融经营等方面颇建树。如他曾筹划创办劝业与盐业银行，虽由于财力有限设想未能得以实现，但其在大生一厂设立“储蓄账房”，收受存款，发行“钱票”、“支票”等，颇具银行雏形。1913年其又筹建大生上海事务所，作为企业出口货物的外汇调剂中心，搭建起企业融资与银行业的桥梁。并在通州开办甲种和乙种商业学校，专门设立银行专修科，毕业生分布江苏、上海等沿江城市的各类金融机构。1916年5月其出任中国银行业商股股东联合会会长，要求各家银行采取通兑等措施，保持市场稳定，仅四天就平息了席卷京沪等大中城市的金融危机。1918年，他又于南通设立大同钱庄，与大生上海事务所遥相呼应，成为具有商业银行功能的“大生金融”的基石。次年他又提议并成立“淮海实业银行”，自任董事，且一度获得纸币发行权。1921年由大生控股的南通交易所开业，作为市场物资调剂的场所，成为大生企业集团化解远期棉纱棉布市场风险的实验之地。1922年初交通银行在经历了京津地区的第二次挤兑风潮后实力严重受损，处于崩溃的边缘，一向与交行竞争的中国银行也对交行存有觊觎之心，值此交行存废关键之际，南方股东联合会推荐张謇来担任会长、主持大局，并于1922年６月任交行总理，最终帮助交行摆脱困境、走上坦途。纵观张謇一生，他虽未当过银行行长，甚至连曾任中国银行商股股东联合会会长、交行总理亦鲜为人知，但他的“银行梦”和培养金融人才，以及提出的金融体制系统化、银行组织股份化、金融管理法制化、融资渠道多元化等金融改革思想，无疑用自己的智慧与行动参与了清末明初国内金融业的实践与发展。

张謇的成就主要体现在教育和实业上，并非以书法名世。难怪，当代园林艺术大师陈从周曰：“书名反为事业之功所掩矣”。其实，他的书法名气一直不低，有“同、光间书法第一”的美誉。在吴长庆幕府期间，其书法即得到了吴的推崇。吴长庆在《幕府笔谈》（1883年）中记“顷有幕友张君季直，能诗能文能字，拟请酌改即缮写楷法”之言。翁同龢对其书法评语是：“文气甚古，字亦雅，非常手也。”俞樾曾赠张謇一联云：“陈太丘如是其道广，颜鲁公何止以书名”，对张謇的书法亦赞赏有加。郑孝胥在论及其书法时曰:“书法有棉里针,惟音翁能之。”纵观其书法，在取法上，清代官场流行“馆阁体”,尤其对每个读书人来说，从启蒙到及第写好馆阁体是分内之事。张謇自然也不例外，其早年一心功名，故通过院体、阁帖而步入书法门径。据其自述对唐贤书法用功颇深，在楷书上曾反复临习过颜真卿《麻姑仙坛记》《自书告身帖》、欧阳询《九成宫醴泉铭》《皇甫君碑》和褚遂良《伊阙佛龛碑》《雁塔圣教序》等。需要指出的是，张謇无意以书法立世，而以实用为主，故对小楷致力最勤，主要取法王羲之《曹娥碑》和钟繇《宣誓表》。在行书上，他则主要师法颜真卿《争座位帖》和褚遂良《枯树赋》等。中年后他特别钟情苏东坡、黄庭坚和文征明及刘墉、何绍基、张裕钊等书法，尤其对后世习颜名家倍加推崇，晚年则倾情怀素、孙过庭，直至临终前还潜心研习怀素草书。在书风上，今天我们见到最多的是其楷书和行（楷）书，草书次之，隶书不多。整体风格流变大致可分三个阶段，即：40岁以前追求工稳，笔兼颜、欧、褚，略带柳意；40岁以后至65岁刻意求变，用笔坚韧劲拔，结体潇洒矫健，深得山谷神韵。他曾在致儿家书中说：“学山谷书，须知山谷之所学，山谷用俯控之笔，得之《瘗鹤铭》，褚河南《永徽圣教序》即俯控之笔，可体玩也。山谷于平直处，顺逆处须注意，须观山谷谨严之字，乃能悟其笔法”，足见其对黄书之理解。65岁后独出匠心，人书俱老，无论何种书体都更加沉着、厚实、朴茂，且字里行间流淌着一股浓郁的书卷气，自家面貌凸显。在碑帖取向上，他并未一味推崇帖学，而是碑帖兼及，对《爨龙颜碑》《瘗鹤铭》等钟爱有加，时常临习。从其存世作品来看，行书以颜、黄结合，掺以《瘗鹤铭》笔意。他还兼习隶书，取《礼器碑》之劲挺，法《石门颂》之开张，以一种传统文人士大夫轻松、愉悦的心态写隶书，做到随心所欲而不逾规矩，堪称善学之士。在师承上，对他影响最大的有两位，且都是晚清书法大家。一位是张裕钊。张裕钊以楷书见长，创造了一种内圆外方、疏密相间、气骨兼备的书风，笔画以斜为正，结体似圆实方，且在运笔、转指、用墨、用水等技巧方面突破前人，独树一帜。他对张謇书法的影响除了将帖书之笔法化入楷书之中外，更大的则是“往时从学江宁，见师坐右积旧书叶寸许，每晨蘸墨壶宿汁作书，或今隶，或分或草，必十余纸，既满则书其背之空行，几于反复皆黑。……舟中晨起，作书如故，登舆则悬牙管于襟扣，撮管运腕，空中作书，亦未尝辍”这样一种见缝插针、勤学苦练、持之以恒的精神。故在学习书法上，张謇反对一曝十寒，认为每本帖至少要临三、五十遍，肯下死功夫，方有所得。另一位则是“清流派”领袖翁同龢。张謇从朝鲜归国后颇受翁的赏识，过从甚密。翁工于颜书，这不仅与张謇在书法上有共同的偏好和尊崇，且翁在书法上的成功经验对张无疑有借鉴意义和效法作用，故受翁之影响是自然的。后张的书法尤其是楷书、行书与翁颇有近似之处，不足为怪。但与翁不同的是，张謇并非以颜书为归宿，对碑派书法及草书亦多有涉猎，书路宽广。在书学思想上，他一贯强调学养立身。如其在谈及师范生书法教育时告诫学子：“修身与国文为师范主要部分，修身隳败，国文浅陋，虽精他艺，无当人师”；1926 年他为师范学生演讲时又叮嘱道：“字须一笔一画均有着落，注意于常人所易忽略之处，从平正方面去做，尤须多玩味古人。今人于篆隶多推邓完白，予谓何子贞实驾而上之，一则将气，一则土气，何读书多，邓读书少也。”还说：“刘石庵折笔在字内，何绍基折笔在字外。”可见，他始终将书法好坏、水平高下最终归结于读书多少、学问深浅。故在其日记中，我们时能看到“读书，写字”等记载，至老未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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