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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族化与现代化的淬炼以年前张庚先生为考察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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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:如果探讨20世纪中国戏剧的发展,“民族化”与“现代化”一定是两个绕不开的词汇;而如果对这百年戏剧民族化与现代化的历程进行理论爬梳,就会发现有一个名字一定是绕不开的,
如果探讨20世纪中国戏剧的发展,“民族化”与“现代化”一定是两个绕不开的词汇;而如果对这百年戏剧民族化与现代化的历程进行理论爬梳,就会发现有一个名字一定是绕不开的,那就是张庚。这个在中国当代戏剧史上已然被铭记的名字,实际上却并非他的本名,而是他在自己的笔名“长庚”这一名称前面又加满了一张弓。在那个充满变局的年代,青年们似乎更加热血澎湃,而汲取湘楚文化之精气的青年们更是以群像的形式出现,张庚就是其中之一,那张自己拉起的满弓支撑着他的一生,直到92岁灯熄。而他在探索如何让作为舶来品的话剧更加贴近群众,如何让中国的戏曲能表现新社会、新时代的问题上却始终孜孜不倦,不曾停歇。对于后辈来说,述说张庚无疑是有价值的,因为在这近百年的中国戏剧道路上,他的身影始终在那里,而且伴随着不同历史阶段外界对他的毁或誉,映照出的是一部中国现代戏剧曲折动荡的发展史。
一、武汉:“文艺大众化”
张庚(1911—2003),原名姚禹玄,16岁从湖南楚怡中学毕业,就迫不及待地投入到变革年代的大洪流中。1927年他加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,当过护兵,也上过战场,这不到一年的经历为张庚种下了革命的种子;很快他又奔赴上海考入上海劳动大学社会系,就是在这里他第一次接触到了南国社田汉的戏剧,这些在当时被称为“新剧”的作品让他大开眼界;与此同时,他也阅读了大量“五四”之后被介绍进入中国的克鲁泡特金、普列汉诺夫、马克思等人的书籍。充斥各家理论的20世纪初,既开阔了张庚的视野,刺激了他的思考,也让他胸中的“革命”和“文艺”的两颗种子交合在一起,开始生长、发芽。当然,这所有的一切一定离不开五四运动所缔造的“现代中国思想的革命”[1]参见周策纵:《五四运动: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》,周子平等译,南京:江苏人民出版社,2005年,“译者后记”,第522页。译者认为,“五四运动”本质上是一场广义的思想革命。大潮流。
“革命”是那个年代所有理想青年们的向往,也是他们自觉的使命,正如新文化运动领袖陈独秀在《文学革命论》中所言:“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,何自而来乎?曰,革命之赐也。欧语所谓革命者,为革故更新之义,与中土所谓朝代鼎革,绝不相类;故自文艺复兴以来,政治界有革命,宗教界亦有革命,伦理道德亦有革命,文学艺术,亦莫不有革命,莫不因革命而新兴而进化。”[2]陈独秀:《文学革命论》,《新青年》1917年2月1日,第二卷第六号。要“革故更新”,而非“朝代鼎革”,彻底从根上打碎一切旧事物,推动社会的进化,是当时有志青年眼中认定的“革命”,而达尔文的“进化论”就是支撑方方面面革命的理论后盾。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的张庚,自然深受大时代革命思潮的影响,于是大学毕业后,张庚再赴武汉成为了新组建的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[3]1930年,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在上海成立,建立了领导全国左翼剧运的体制,以上海总盟为基点,先后在北平、汉口、广州、南京、南通等十多个地方成立设立分盟或小组,成立五十多个左翼剧团。武汉分盟的一分子,在那里正式开始了他戏剧运动的生涯。
“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”的前身是1930年3月19日,由上海艺术剧社和摩登社发起,联合南国社、辛酉剧社、戏剧协社、复旦剧社、大夏剧社等戏剧团体成立的“上海戏剧运动联合会”。该组织在3月15日上海《民国日报》上发表《宣言草案》:“中国的戏剧运动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开展的时期了。在这时期,我们知道它必然地要渐渐跳出唯美的圈子,同时,起而代之的,更无庸怀疑的是要有它的时代的使命,有它的社会的责任。”[4]上海戏剧运动联合会《宣言草案》:《民国日报》(上海)副刊《戏剧周刊》第38期,1930年3月15日。这一组织不久后改组为“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”,而张庚所在的汉口“鸽的剧社”和刊物《煤坑》就是其中的一个分支。张庚一生都不曾改变的“艺术要与社会结合、艺术要反映时代的观念”也在此时奠定。
可以看到,在1932年的《煤坑》上,张庚以禹玄、狐涉、哲夫、长庚等为笔名发表了大量的文章,如《五四运动与新文艺之开展》[5]狐涉:《五四运动与新文艺之开展》,《煤坑》第十九期,1932年5月。《文学与个性——给一个门外汉的公开信》[6]哲夫:《文学与个性——给一个门外汉的公开信》,《煤坑》第十七期,1932年4月。等,其中《五卅所给予文艺的路线》[7]禹玄:《五卅所给予文艺的路线》,《煤坑》第二十一期,1932年5月。是一篇充满激情的直抒胸臆的文章,他的文艺立场,或者说阶级立场在此初现端倪。张庚说:“文学只能靠深入工农群众,才能建立起社会的根基。只能靠作为无产阶级底武器,才能有它底前途。”[1]张庚:《五卅所给予文艺的路线》,《张庚文录:补遗卷》,长沙:湖南文艺出版社,2014年,第3页。原载《煤坑》第二十一期,1932年5月30日,笔名禹玄。他以五卅运动为对象进行考察,认识到了无产者的力量,认识到只有拥有广大的民众基础才是文学革命的关键,所以,在文中他喊出了“文艺大众化”的口号,明确了文艺应该与民众结合,尤其应该与无产的工人和农民结合的方向。
文章来源:《农业现代化研究》 网址: http://www.nyxdhyjzz.cn/qikandaodu/2021/0326/885.html